垃圾焚烧选址目前多以民众和政府双输为结局，而发达国家却是双赢格局。关键在于，必须改变那种“为集体利益可牺牲个人或少部分人利益”的观念。

本月初，上海市又发生一起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厂的市民抗议事件。近年来，北京、广州、上海等中国多个城市，轮番上演着同样原因的市民抗议事件。按照规划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中国还将建立200多座垃圾焚烧厂。可以预见，这样的市民抗议事件，在未来还会上演，各地政府只能直面，无法回避。

此类抗议的一个共同特点，即抗议者主要是垃圾焚烧厂选址附近的居民。国际上将这种抗议称为邻避运动，此类市民抗议无关政治。此类运动的主张是“别建在我家后院”，针对的主要是对大众有利，却可能对少数邻近者产生伤害的垃圾焚烧厂等市政公用设施。

中国在垃圾焚烧领域的矛盾，集中而清晰。在政府角度，中国大中城市在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同时，垃圾也爆炸式增长，传统的填埋方式让大量城市陷入“垃圾围城”困境。选择垃圾焚烧，不仅可以摆脱困局，其发电收益还可弥补部分市政投入，吸引民资进入。

问题是，政府的合理性安排无法让垃圾焚烧厂所在地周边民众接受。在相当数量城市民众看来，中国各地政府在垃圾分类未有实质推进的情况下，就先期选择垃圾焚烧作为未来垃圾处理的主流路线，这存在环境安全隐患。反烧派专家和各环保组织的说法在民众中相当有市场，没有分类的垃圾，在焚烧时会向空气中排放二恶英，而二恶英是致癌物。

国际上对不分类垃圾产生的少量二恶英，到底存有多大危害，一直充满争论，没有定论。不过，中国各级政府和环保部门通过的环境评价，却断然否定这种危害的存在，称这种污染不存在或者很小。政府还声称采取了足够的环保设施，可以确保没有伤害。但现状是，这很难让附近民众相信。

当前民众抗议的结局，多是地方政府和抗议民众双输。每次抗议，总有部分民众付出代价。而政府方面，要么在强力下使民众暂时同意建厂，但这为未来之不稳定埋下隐患，有时体现为接二连三的法律诉讼或者民众上访；要么采取妥协之策将垃圾焚烧厂几易其址，将厂子被迫迁得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，为未来运输垃圾增加了巨大成本。

但民众和政府真的只能是这样的双输局面吗？显然不是，实现双赢大有机会。

事实上，日本和不少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城市周边建了众多垃圾焚烧厂，东京等一些城市，垃圾焚烧厂甚至就在市中心，但民众鲜有抗议活动。中外垃圾焚烧厂之不同，主要在于中国送往焚烧厂的垃圾基本没进行分类，而后者则严格执行了垃圾分类。此外，国外的垃圾焚烧厂不仅采取了足够的环保措施，还对周边民众透明地开放。

经过中外对比，中国各级政府显然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现有的不利局面。

首先，必须在前端垃圾分类上有所作为，这是治本之策。不能因为短期之内改变公众处理垃圾方式难度太大，就不去努力。

其次，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垃圾分类现状下，采取比国外更严格的垃圾焚烧措施。这些措施要让周边民众和环保组织深入实地了解。

第三，政府要真正尊重附近民众的环境诉求，向附近公众和环保组织开放垃圾焚烧厂，允许他们常年监督这些厂子的环保行为。政府应向公众承诺，一旦出现环境问题，要严格惩处当事人；如一个合理周期内污染问题不能解决，应更换技术甚至关闭厂区。

第四，借鉴国外惯例，对附近居民进行邻避回馈。例如，为了弥补附近居民的损失，给他们增建广场、绿地、图书馆等，解决部分居民就业等。总之，就是令让人讨厌的邻避设施，变得不那么令人讨厌。

以上措施并非天方夜谭。事实上，一些发达国家在垃圾焚烧厂设立过程中，也曾经历多发的邻避事故时期。最终，这些国家通过类似的措施，实现了城市政府和民众的双赢。

最后，要想彻底解决未来的邻避运动，让此类运动由多发变为少发和不发，更关键的在于政府思维方式的转换，必须要认识到，那种认为“为了大的集体利益，个人或一个小集体的利益就可以牺牲”的观念，与现代社会管理体系是格格不入的。